这些题材，只有他敢拍
防雷防烂片，世界上最快乐的工作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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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此只看好电影不定期专访知名导演、演员作者 | 肖瑶
蒋能杰走路和语速都特别快，微胖的身子在城中村窄巷里灵活地穿来穿去，说话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，紧跟在他身后的我，有些疑惑——
这真的是拍出气质慢吞吞、风格轻淡如水的《矮婆》的导演吗？
但略看这位湖南籍导演的履历，就不难感受到他的“急性子”：
从2009年拍出第一部纪录片《车上的马夫》开始，10年内拍了14部片子，几乎从未放下镜头。
直到2017年，蒋能杰拿到了第一份龙标。
这意味着他即将跳出“网盘导演”的身份，靠剧情片《矮婆》走向大荧幕。
但他自己似乎还未完全从“网盘导演”的惯性里跳出来。
今年9月8日，我们刚加上微信，出于对我记者身份的信任和热情，蒋能杰甩过来一个百度网盘链接，是正在院线上映的《矮婆》。
《矮婆》正式上映后，蒋能杰每天都点进去每座城市的影讯搜索查看，“第一天有70多场，第二天50多场，第三天40多……可能周末会好点，周末好点。”这是全国所有城市加起来的场次。
他在朋友圈发了哈尔滨一家地势较偏的电影院截图，一天只有唯一一场《矮婆》，他配文呼吁：北方的朋友，去影院看看南方的农村吧！
但终归是部文艺片，虽然在豆瓣上排到了“一周口碑电影榜”第四名，但上映五天后，《矮婆》的票房依然仅12.8万元。
“唉，尽力了！”蒋能杰苦笑。
他想靠票房回本，的确是个大难题。
但这依然不影响他一边向影院外的观众传播“9元网盘电影”，一边回到城中村构思下一部题材。他的脑子像是上了发条，和说话速度一样无法停止转动。
片子收益、名气、版权……这些是蒋能杰会默默关心的事，但绝不会是拍电影的初衷，网盘看是一样的，看一次就转9块钱给他，不管怎么说，传播出去再说。
藏在城中村里的“网盘导演”
蒋能杰住在广州荔湾区老城的一个城中村。
握手楼、窄巷中穿梭电动车，有常见的隆江猪脚和石磨肠粉，工作日中午，这里异常安静，阳光填满街道，光挞挞地烧着路人。
蒋能杰住在一栋住民房二楼，他花1000多块租了供一家四口居住的两个小套间，和单独的一个剪片室，里面放了两张桌椅，两台电脑，最多坐得下两个人，外边有与房东共用的厨房。
蒋能杰自己的两个孩子，在家门口马路对面的小学念书。
除了湖南老乡房东，邻居们都不知道蒋能杰是干啥的。
真正开始有些名气是在2020年3月，蒋能杰把自己的新片子《矿民、马夫、尘肺病》挂上豆瓣，且给所有点了“想看”的观众送上高清资源：“遗憾只有下载链接，在线公开不了……公益题材，欢迎私下传播推荐，观后记得反馈给我，欢迎批评，祝好。”
这种撒钱式的“非主流”拍片与传播方式，让蒋能杰被称为“网盘导演”，小范围地火了一下。
一个导演，拍电影是为了让别人看，甚至仅仅是为了让别人看。
他好像根本不考虑版权、收益，把自己辛辛苦苦拍了数月的电影，随随便便放到百度网盘上，只要有网友“想看”，他就毫不犹豫地递出链接，欣然期待交流与反馈。
因此难免引起众人疑虑：这么一个大方得荒唐的导演，到底要怎么养活自己？
十多年前从大学毕业后，蒋能杰在北京光线传媒工作，那个时候每月拿到六七千块月工资，算是比较可观了。
但工作一年后，他就决定辞职了，就是想拍片，别的什么都不想干。这股欲望就像心头一颗刺一样扎在当时二十多岁的蒋能杰心头，一定要拔出来才行。
刚开始父母自然是颇有微词的，但也并未强力反对。拍第一部纪录片的时候，蒋能杰爸爸念叨他：“你不要在这里拍来拍去的了，去找个工作，考个公务员。”
蒋能杰照旧默默地拍，父母也没再说啥。
蒋能杰的父亲是“马夫”，“就是给矿区送矿的”。父母为人勤快踏实，爷爷曾经当过教师，一家人算是村子里相当重视教育的了。后来预算不够了，他不得不向亲朋好友借钱，后来发现妈妈私底下已经帮自己还了不少。
后来在娘家人的介绍下认识了现在的老婆，像所有正常青年男子那样去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“搞艺术的”不一定非得隔绝世俗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只不过蒋能杰对生活的幻想，远远低于对电影的幻想。
虽然不是自己的房子，但好歹有地方住；
孩子可以在家门口的小学入读；
妻子有稳定的工作，不反对自己拍片……
这些都是生活给予蒋能杰的信心，“比起大多数人，我已经幸运多了，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他苦笑着吐槽自媒体喜欢把他刻画成一个“又穷又惨”的理想主义者，一边掰开手指一个个跟我数他现在的收入来源渠道：商业活动拍摄、公益拍摄接单、剪辑的散活儿……还有“江湖朋友”的赞助。《矿民、马夫、尘肺病》通过网盘方式传出去后，就有社会人士来给他致以支持，最多的一次性给了5万块。
当然，也有过捉襟见肘甚至极端痛苦的时候。
2016年初，《矮婆》杀青那天，剧组在广州聚餐，那天晚上大家气氛很好，部门老大轮流发红包，轮到导演组了，蒋能杰发现自己微信里已经没钱了，“几块钱也不好意思发”，筹借来的钱，结完剧组尾款后也已经没了。蒋能杰只好悄悄拜托制片主任替他发个100元的红包，署名“导演红包”。
2017年刚搬来广州那阵子，存款都在过去几年拍片时用完了，还负债40多万，家里又出了点小事，创作也陷入瓶颈，“我怀疑自己（那会儿）得了抑郁”。他染上了抽烟的习惯，有时候站到楼顶，点燃一根烟，望着城中村里错落杂乱的建筑群，“好几次差点跳下去了”。
说不上来是城里的家还是村里的家，最后牵制住了他。
也许是城中牵挂的那个村，以及城里安定下来的那个家，最终托住了他的信心和勇气。
他继续不厌其烦地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乡湖南邵阳，对准逐渐老去的村落、田地和故人。
而网盘似乎成了蒋能杰的另一个村庄，他乐意把它打开来给所有人看，它不金贵，没有商业价值，没有入场券，但它代表着这个36岁独立导演最不吝分享的真诚和热望。
就像这次的《矮婆》——
虽然电影终于上了院线，但蒋能杰没有变，他一直在等待喜欢它的观众出现。
“虚构的真实”
“矮婆”是蒋能杰农村惯用的叫法，给小孩取个贱一点的名字，长大了好养。类似“矮子”“矮婆”“狗蛋”之类的孩子名，遍野都是。
片名《矮婆》是蒋能杰受香港导演许鞍华的《桃姐》启发想出来的，他最初乍一听以为“桃姐”是一个年轻女郎，看完电影发现是个保姆老太太。
抚养“矮婆”们长大的往往是家里的老人，有一天，学校里布置作文，题目要求写“我的妈妈”，主角蒋云洁就去问奶奶：生我的那个人是怎样的？
奶奶回答她：她生下你就出去打工了，问生你的那个人做撒子？
这篇作文对“矮婆”们而言，太难了。
镜头里的村庄和现实中一样，被飞速变化的时代一点点掏空了。这里没有年轻人，只有如野草般单纯而无序生长着的儿童，有自知死期后寂然“等死”，不愿意拖累儿女的暮年老人。
但《矮婆》没有大悲大喜的戏剧性场景，甚至没有太多配乐。台词都是混着方言稀稀疏疏说出来的，情感的表达，对村里的老人和孩子而言，都奢侈，他们只能默不作声地承受着生活给予的重担。
偶尔一个抽动的嘴角，已经是悲伤的全部。
少有导演像蒋能杰那样熟悉村庄，它的瘙痒、疼痛、风吹日晒，蒋能杰都能敏锐地捕捉到，因此，哪怕他已经不再习惯用访谈形式来获取信息，在《矮婆》里，观众仍然能从上学山路上逐渐减少的小孩数量，细微而恰好地感受到留守儿童不能自已的命运。
影片过半时，上学路上只剩下矮婆一个人。
她默默走着，低垂着头，这条路走了千百遍，她却仍然不知路在何方。
饰演“矮婆”的女孩蒋云洁，在电影内外一直在成长。过去十年内，云洁分三次出现在蒋能杰电影里过，这次拍完，蒋能杰给了她1万块钱当片酬。
而片里的孩子们，除了云洁还在念高三，其他孩子都离开大山打工了。
由于找不到专业演员，《矮婆》里的人物大都是以现实中的真实身份出演，关系也是真实的。除了逃离乡村的孩子们，戏里去世的奶奶也在影片杀青两年后的确因病去世了，村小的教师也外出打工了。
《矮婆》是一部剧情片，它却都在现实中成真了。不如说它是一部“虚拟的纪录片”，与现实达成了巧合般的重叠，记录了最真实的乡村。
娓娓道来的叙事，云淡风轻的运镜，上课、穿山路回家、对没见过面的父母的幻想，老人在自知死期来临要换身新衣服……不少画面和桥段都直接取材于蒋能杰自己的童年故事，“（《矮婆》）就是我的《童年往事》。”
过去十年来，他执著地拍摄家乡，年复一年，现实的人长大了，走了，或是去世了，但他镜头内的村庄，似乎并没有真正发生流动。
因为他要追问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答：乡村教育资源为何如此匮乏？为何一边是城市高速发展，一边是乡村被掏空？谁来关心留守儿童？
从2015年正式拍摄，2016年拍完，再到2018年在北京电影节上首映，今年（2021年）终于得以公映，再到这几天，蒋能杰每天都坚持在朋友圈里数票数、查档次，给自己打气……他对《矮婆》寄予的，其实远不止印在电影海报上那句“留不下来的城市，回不去的家乡”。
2016年，剧本创作完后，蒋能杰给一位前辈看，对方说太文艺，太平淡了，冲突太少，最后没给他投资。蒋能杰“能理解”，然后去自己找钱，找人，到2015年冬，终于七七八八地拉扯起一个40人的剧组，正式开拍。
但那时候蒋能杰已经向亲友借了50多万，还把原计划在长沙买房的首付给花掉了，“很多导演剧情片处女座不都是借钱、卖房之类的？我也可以”。
最后呈现出来的班底也不赖：台湾的廖庆松飞过来给他剪辑，林强给他做音乐，这两位都是侯孝贤常用的电影老手。
对蒋能杰而言，“第一部剧情长片”不仅意味着第一个完整的剧组，前所未有高达200万的成本，漫长的拍摄周期、影院放映的机会，更意味着他第一次以一个导演的头衔，出现在大荧幕上。
他还记得第一次进影院看自己的电影，“哪怕器材不够高档，声、光、沉浸式效果，不一样。真的不一样。”他吐了一口烟雾，旋即笑笑，“但那又何妨？”
真的有人愿意看，他还是会甩一条网盘链接过去，定价9元，不多一分不少一毛，学生半价，“你如果尊重版权，就给我转9块钱。”
因为愤怒，所以拍片
导演通常被认为需要能言善辩、拥有足够的统筹与领导力，但对蒋能杰而言，这些无疑都是大难题。
关注儿童，恰是因为“和他们相处，很轻松，没有压力”。
蒋能杰常回到八九十年代的乡村露天电影院，他的童年，他的乡村，最企盼的是有人家过生日。
举办生日宴会时，主人家就会请人放一场露天电影，全村人围坐在村里的空地上，齐齐仰起头，盯着那一块挂起幕布上闪动的电影画面。
还是个光脚丫小子的时候，蒋能杰就被一部《新龙门客栈》深深吸引，那时候和电影的关系还不是很大，“喜欢里面的侠义”。
高年级到镇上去念书，回家路上要走一个小时，蒋能杰常常停在卖家电的铺子外面，看电视里为了吸引路人放的李连杰版《黄飞鸿》，看足半个小时再跑回家。
上大学的时候，蒋能杰开始淘磁带、VCD来看。但他不敢告诉同学自己想当导演，想拍电影，他怕被笑话。
他的高中、大学都是理工科，大学时期开始“不务正业”，整天翘课泡图书馆，看电影，考试自然常常挂科，但他很欣慰，因为自己并没有“荒度时光”。
再后来有一段时间，他落入文学的温柔乡，尤其喜欢那个年代的一些乡土作家比如苏童、梁晓声、张抗抗等。看了一段时间又开始尝试自己写小说，给杂志社投稿，“我还净挑大牌的投，像什么《收获》《十月》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次次收退稿，厚厚的一打扔回给我。”打击多了，他又躲回电影世界里，时值第五六代导演齐放光芒的时代，蒋能杰爱上了侯孝贤和他的《恋恋风尘》，也爱张艺谋的《活着》。
他经常怀念《活着》，但对张艺谋的另一部《红高粱》略有微词，片末，机枪引来爆炸，漫天大红让蒋能杰感受到一股恍惚和震撼，“那不是那时农民的真实表现，至今也不是。”
蒋能杰会被艺术化、戏剧化的处理感染，但很快就能抽离出来，“还是喜欢真实的东西。”
后来，蒋能杰开始用纪录片为自己的电影世界筑巢，他喜欢周浩那种纪录片导演，经年累月坚持把镜头对准自己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事物上面，也不需要通过商业价值和媒体宣传赋予一个故事多么崇高的升华，比如说，孜孜不倦地去刻画农民工、留守儿童，非要说出一个叩击现实的期待，那就是“希望城里人看了这个片子，了解到中国还有这样一拨人，他们的生存状态是这样的，以后在外面遇到农民工，不要歧视他们。”
他也会像个二十来岁的青年那样咬牙切齿：“可能是我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希望，还有愤怒，还有创作的欲望。”
《矮婆》关机两年后，蒋能杰一直不想碰素材，五年过去，至今还“没有勇气启动下一步剧情片的拍摄”，反而是这几年陆续做了几部小成本纪录片，一边保持拍摄，一边来自我疗愈。因为对他来说，拍纪录片更得心应手，某种程度上，也更容易。
“我啥圈都不是，我就是一个拍片子的屌丝”，蒋能杰逢人就这么自我介绍，心里想着，自称屌丝，是不是就不用硬拗那么多虚伪和客套？
这个不认为自己算进入了电影圈，更不觉得自己是“圈内人”的导演，早就听说影视圈其实有不少混子，比如“三拍人员”：拍胸脯“保证没问题”、拍脑袋“这事儿不好办”、拍屁股走人了。
“不能把市场和话语权让给那帮讨厌的人，行业还是得靠作品说话”。
一支烟完了，比脸还长的一大杯“芒果汁”也空了，蒋能杰眯着眼将目光穿过玻璃窗望向城中村道路上的阳光。
他幽幽地对我说起下一部纪录片的构想：“就拍广州，拍城中村里的流动儿童。”
作者 | 肖瑶
编辑 | 何焰
排版 | 菲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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